对于在学考古的青年学生而言，成为一名成功的考古学家当然是梦想之一。我不是成功的考古学家，但这不妨碍我知道哪些人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考古学家。许多年前，宾福德博士也曾有过归纳，但他用的是嘲讽的语气。我在这里持正面与积极的态度，因为你如果喜欢挑剔的话，那么就是在天堂里，你还是能找到缺点的。我对成功的态度相对宽容，也许可以用“出色”来理解。不过我对他们出色的方面仅限于考古学领域，而非仅仅根据“名头”——这在中国也许是必不可少的。

    把前不久来中心讲学的哈佛大学Ofer Bar-Yosef教授称为一名成功的考古学家，我想不会有很多人反对的。他的著述非常丰富，仅论文就有三百余。在现代人行为起源、农业起源等研究领域颇有声望。他可以代表这么一类考古学家，他们曾经做过不少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，后来虽然不直接主持发掘了，但依旧会参与其中，至少要去考察遗址，观摩材料。实在看不到的，也要看发表的文章。总之，他们对材料的占有极为充分，所以总有无数的东西可以写。

    要成为这样的考古学家自然需要经常在外面跑，那天与Bar-Yosef教授聊天，谈及他近来的活动，他说了一大串活动，从美国到以色列到墨西哥到中国等等，整个一个空中飞人。对于一位74岁的老人来说，不是有非常的嗜好与吃苦精神，是绝对受不了的，显然，他乐在其中。在外面跑，自然要与各种人打交道，所以这类考古学家往往人缘极好，很善于为人处世。我的博士导师之一Fred Wendorf教授也是这样的人，他早在1987年就成了美国科学院的院士（宾福德2000年才评上），八十年代就是美国考古协会的主席，后来又是美国职业考古学家协会的主席。他有一点像中国的儒者，与他交往感到非常平易，但又有原则，让人敬重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有位富翁把新墨西哥Taos遗址（很大规模的地产）捐给了SMU。

    第二类成功的考古学家是以方法见长的，咱们学生熟悉的匹兹堡大学教授周南（Robert D. Drennan）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，他在考古统计方面很厉害。类似的考古学家有搞动物考古、植物考古、地质考古、分子考古等诸多专业方向的。这类考古学家不需要经常下野外，也不需要特别好的人缘，但需要一点特殊的学术背景，即在某个领域有特别好的基础，就像周南博士之于统计学。

    还有一类考古学家比较另类，他们多以理论见长，如宾福德，霍德，Schiffer等等。要成为这样的考古学家，需要一点哲学头脑。哲学是反思的，所以他们都比较擅长于批评。然而，没有人喜欢被批评，于是这些人的人际关系相对一般，有时甚至很糟。

    我所知成功的考古学家还有一种是在考古学的普及上下功夫的，如保罗·巴恩、Brain Fagan，他们都有极好的文笔，了解读者的心理。著述丰富，影响也很大。这样的考古学家多跟考古学史有点关系。他们不下野外，也不必在考古学方法上有所专长，他们需要的是文学天赋，需要历史的功底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很少成功的考古学家是一条腿走路的，即便是搞考古普及的，Fagan教授年轻时也曾在非洲做田野工作。搞理论的如宾福德在动物考古、考古统计以及建立模型上也很强大，还能够自己写程序，还曾在阿拉斯加做过三年野外，为此他还学会了开飞机。搞动物考古的Lyman在理论与考古学史的研究上也不错。后过程考古学的领军人物霍德还曾就建立模型写过著作，而且主持沙特尔胡玉克遗址的发掘。当然，也很少考古学家能够在所有方面都很出色，一专多能已经不容易，全攻全守有点难以为继，搞不好会累死的。

    成功的考古学家实际上远不止这么几个模式，以上只是我所知道的。组合的方式是无穷无尽的，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走向成功的途径。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例外的，那就是扬长避短加上勤奋。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宾福德没有选择以野外发掘为中心，因为理论方法研究已经足够费心了，另外参加讨论批评得罪了很多人，好长时间他都申请不到国家科学基金，以野外工作为中心是不现实的。